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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计政协委员:“新常态”下还将遇到哪些“新”
  • 浏览 577 次 【字号 】 发布日期:[ 2015/3/17 ]

  •   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赶赴政协会场,零距离采访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协委员们。在与委员们的交谈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一个"新"字,"新常态""创新""新成果""新见解"等等,而这一系列"新"字的背后,则是对更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和解析。让我们跟随着政协委员们的提案和思路,探索未来发展道路上还将遇到哪些"新"?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房地产该如何应对,作为房地产行业领军人物的全国政协委员、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提出:
    七大建议助推房地产创新发展
      房地产与中国经济相脉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经济新常态,房地产概莫能外。黄其森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进行了充分梳理后一口气提出来七大建议:
      一是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应该异地建设或竞拍专项资金。
      目前开发商取地模式,是达到土地价格高限时,竞拍配建各类保障房或自住型商品房面积。同一地块,含配建房,两者房价天差地别,客户天差地别,服务需求天差地别,硬是挤在一块,谁都不太舒服,也容易造成社区品质降低。这是不争,也是无法解决的事实,务必面对。
      黄其森建议异地配建保障房,不反对更优质的地块,只要政府能划出地来,专项建设。也不妨在拍卖环节,达到土地价格设限时,竞拍配建保障房的专项资金,政府收集,专款专用,对外公开。
      二是北京总价1000万元以上住宅建议取消限购。有人建议在北京取消单价5万元以上的商品房的限购,给"北上广深"的限购政策松松土。这有道理,但不如以总价为标准。
      像北京这类城市,近年来也盖了不少小户型,如五六十平方米的,5万元单价折合总价是300余万元,也是有不少需求的。但总价1000万元以上,是个门槛,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能承受的,这几年北京每年顶多消化两三千套,无伤大雅。放开这类住宅限购,去行政化,可以活跃市场,增加税收。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政府拍卖的土地动辄楼面价都三五万了,开发商只能往高端做,豪宅不做也要做,豪宅化或被豪宅化将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限购松绑,是豪宅销售的出口,也是今后土地拍卖的出口。
      三是自住型商品房可适时退出。北京自住型商品房的推出,旨在解决夹心层的住宅问题,平抑整体房价,目前来看达到了预期效果。
      随着房价走缓,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价格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导致弃购现象大量增加。加之,规划与户型设计的瑕疵、地段偏远、配套不足、未来出售的种种限制等问题,让自住房原本优势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调控不能僵化,要动态调控,适度调控,适时调控。稳定住宅消费,到了必须考虑自住型商品房退出的时候了。
      四是互联网是强大的工具,但也有泡沫化的倾向了。单独靠互联网盖不出房子来,更降不了房价。
      五是中国房地产应积极应对新常态。房地产与中国经济相脉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经济新常态,房地产概莫能外。
      泰禾对策有四条,一是提前布局选好发展区域,如聚焦北京、上海以及福建大本营的发展,一线城市目前怎么看风险都是最小的,相反机会还是大的。二是聚焦的基础上深耕,如北京目前9个项目,上海已有4个项目,形成区域竞争合力。三是做好产品线,如泰禾院子这类有差异化、个体化的产品,在几个城市都是当地别墅销售冠军。四是尤其加大力度关注改善型产品,以新的技术服务客户,如新风恒氧除尘住宅、智能化住宅,成套化住宅,打造舒适度更高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有理由期盼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这个角度,我一向认为,改善是个长期过程,中国的房地产依然大有作为。
      六是设立"中华建筑文化奖"。建议设立"中华建筑文化奖",鼓励新中式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目前,在中国建筑行业,国家级的奖项不少,如鲁班奖、詹天佑奖、梁思成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绿色建筑创新奖,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工程质量、建筑设计的奖项,针对传承和创新中国建筑文化的奖项还没有。
      "中华建筑文化奖"的国家级奖项,可专门用于奖励具有中国特色、承载了中华文明、符合国人审美情趣的建筑,以此来鼓励城市管理者、开发机构传承和创新中华建筑。中国梦,也是文化自信梦。
      七是开发企业欢迎不动产登记制度。房产不动产登记制度利国利民、功在千秋。
      首先,不动产登记政策,不会影响房地产长久以来所扮演的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角色。
      其次,不动产登记政策,也绝对不会导致中国房地产滑坡,或者更加耸人听闻的"崩盘"。一些多套房源持有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将名下部分房源出手,但"抛售"不代表"甩卖",更不意味着能左右市场大盘的走势。真正影响市场掌握大盘的,依然是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与供求关系。目前政策的主基调,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叫"稳定住宅消费"。稳住、平稳、稳妥、稳当,不大起大落,应是其本意。
      当然,不动产登记的实施,是大大有利于未来房地产税等深化改革的举措,也有利于反腐以及未来公民个人档案的建立。
      另外,重要的是,只有摸清家底,才有助政府出台科学的房地产政策,有的放矢,不搞拍脑袋,不搞一阵风,再不能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
      关于如何创新金融市场体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太利呼吁:
      组织金融专家下企业,创新企业与金融相结合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其中,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发酵,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企业银行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国际水平。据有关材料显示,2013年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利率:中国是6.15%,德国是3.5%,美国是2.25%,日本是1%。2013年5月,欧洲央行的贷款利率是0.75%。国家发改委文件显示,2014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增长10.5%,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一般上浮30%以上。
      二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于大型企业。据2013年,中小企业协会相关调研显示,全国1400万家中小企业中,大概只有10%的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小额贷款平均利率达到20%,大型民企融资成本在10%以上,而央企的融资成本只有5.3%左右。
      三是政府补贴对象比较狭窄,多数中小企业无法享受。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设有的创业补贴、科技型企业补贴、现代服务业企业补贴等等,在这些定向企业外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实质性资助支持。
      四是"阴阳"借贷合同压垮中小企业。一些中小企业从小额贷款公司借贷,存在"阴阳"合同现象。"阳合同"是表面的,给监管部门看的,一般是银行贷款利率的3-4倍,符合有关规定。"阴合同"是桌子底下的合同,别人看不到。"阴阳"合同加在一起。利率就高得惊人了,就把中小企业压垮了。
      五是"过桥"借贷整垮中小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多以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入,造成恶性循环。企业从银行贷款,贷款期多为半年、一年,大多被用于建设厂房、购置设备、采购原料等。企业的投资周期一般要三、四年,远远大于贷款周期。每当贷款到期,企业只能从当地民间借贷公司去借高利贷,形成"过桥"借贷,以图银行续贷。当企业续贷不成功时,"过桥"借贷的高利贷就整垮了企业,造成有的老板跑路,有的老板跳楼。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加快改革创新,推出适应中小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这既是当前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银行业务结构转型的需要。为此建议:
      一是组织金融专家下企业服务,创新企业与金融相结合模式。
      政府应组织金融行业专家下企业服务,增加金融信息透明度,解决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帮扶中小企业不断改善、创新融资模式。根据不同的项目,实施BOT、金融投资入股、以项目利润还贷、金融租赁等方式,积极创新企业与金融相结合,资本与项目相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
      二是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政府应鼓励银行进行金融创新,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可以设立中小企业股票和债券发行市场等,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政府应建立中小企业与银行电子信息平台,增加金融信息透明度。
      三是政府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
      政府应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可以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各个生命周期,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更加优惠的贷款利率政策。
      四是设立企业信用担保平台,帮助企业解决"过桥"借贷困难。
      政府应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平台,方便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管理。通过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提高申贷通过率。可在有的地方试点,建立"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延长企业贷款期限或直接续贷,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还贷过程中的"过桥"借贷困难。
      五是政府应引导企业加强自身财务硬约束,健全诚信管理体系。
      政府应引导中小企业,加强自身诚信观念,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应完善产权制度、建立规范可信的会计账目和财务审计制度,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形成财务硬约束。企业应无不诚信的不良记录,维护好自身诚信形象。
      六是政府应加大对非法融资打击力度。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法规,加大对影子银行、地下钱庄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利益,使违法的金融交易无处藏身。
      关于民族医药有治疗优势的病种,全国政协委员、奇正藏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呼吁:
      开展民族医药特色病种诊疗方案的整理和回顾
      民族医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实用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历史和科技发展的原因,民族医药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严密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等前瞻性研究基本缺失,许多疗法的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的疗效评价体系。能够反映民族药治疗前后监测性与评价性指征的现代医学技术观察指标如辨证分型、综合治疗方案、疗效标准等也相对欠缺。在心血管、消化、骨骼肌肉等领域民族医治疗优势病种,尚没有建立规范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和客观指标,对中、远期临床疗效无法用科学的指标进行准确评判,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医药临床优势的发展和推广。
      近年民族医药各界在民族医药的科技创新领域也开展了多项探索性的研究与创新工作,但由于学科体系差异大、民族医药临床研究与评价标准体系尚不完善、民族地区科技资源相对薄弱、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资金困难、研发创新人才缺乏等原因,致使民族医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始终缺乏一个"既符合国内医药监管政策法规,又符合主流医疗市场要求"的民族医药研发创新工作的路径和方法。
      近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在维吾尔医药方面开展了为维医药具有诊疗优势的病种设立关键技术研究重大专项研究的活动,完成了维医药诊疗白癜风、哮喘等病种的系统研究。该项活动的成果,不仅在新疆维吾尔医药界取得了成果和认同,同时也获得了国家层面有关科研机构、专家和管理部门的认可。
      鉴于此,我们希望在国家科技部设立"民族医药优势病种诊疗关键技术重大科技专项",在心脑血管、肝胆消化、骨骼关节、妇科等民族医优势病种领域实施系统研究、验证,促进民族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具体建议:
      一是开展民族医药特色病种诊疗方案的整理和回顾。
      以"源于经典、基于临床、规范诊疗、提高疗效"为指导思想,联合医疗、科研、教学等单位,以民族药优势治疗病种为突破口,对文献和既往病例诊疗方案进行整理回顾,这也是明确民族药治疗特点、实现标准化诊疗的突破口。
      二是确定民族药优势病种及治疗特点,结合民族医诊断和现代医学适宜技术的研究,制定诊疗指南。
      结合当前国内重大治疗领域和临床需求,重点选择民族医药有治疗优势的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领域,对病种的学术思想、病因病机、诊断、证候的论述、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饮食禁忌等方面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提升,为民族医辨证分型、方正对应原则及诊疗方案的建立奠定基础。从而确定临床治疗方案、治疗制剂、治疗技术及其诊疗规范、诊疗指南、临床路径等关键技术,提高临床疗效,同时采用现代医学从患者报告的治疗结局评价、医生报告的客观指标评价、终点指标、生存质量、生物学检查等几方面构建其疗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并完善其疗效评价标准,寻找民族医药临床治疗的循证证据,这也是挖掘民族药治疗特点的不二途径。
      三是形成民族医优势病种的诊疗指南,通过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实施。
      面向民族医药产业需求建立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和诊疗指南,提供特色诊断技术和特色治疗方法、操作规范等基础资料,形成民族医优势病种的诊疗指南,通过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实施,为提高临床疗效和拓展诊疗服务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并且使民族医药能被医保、社保、商保等第三方认可。
      四是临床试验结合随机对照的医学研究,发现民族药的治疗特点。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制定能够学、学得会的临床标准化治疗方案、治疗制剂、治疗技术及其诊疗标准、诊疗指南、临床路径等关键技术,通过真实世界研究和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的循证医学研究,阐释民族药的有效性和治疗的科学性,为临床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新制剂、新技术及新标准。
      关于如何缓解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呼吁:
      公益结合教育创新办学
      如今,当教育、课改成为社会热点之时,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打破僵局,另觅一条缓解教育资源不足的新路径。今年两会上,她创造性地提出,应该将公益和教育创新相结合,借助公益的力量推动教育创新。
      据悉,教育一直在国内公益捐赠中占据最大比例,是公益重点方向。但大多停留在硬件捐赠,对推进中国教育软性建设的成效有限。翟美卿表示:"经过调研,我和很多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应该深度研究并改进企业的捐赠效能,把以物为本的捐赠转化为以人为本的新公益。"她进一步地分析,前者是消耗型的,公益资本会不断缩水;后者则是社会价值投资型的,公益资本可以循环利用,最终有效推动中国教育社会化创新实践。
      简单来说,这种实践包括两个层次,首先要完成体制创新,打造可复制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非营利性机构独立办学,要从制度上明确基金会等社会公益资本的办学资质,并给予税收减免、贷款担保、人才引进等各种政策优惠。"如果实践效果好,政府就可以购买服务,让优秀教育回归民间。"翟美卿介绍,第二种模式,是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合作办学。教育部门放开教育资源,委托在资金、体制、人才方面更占优势的基金会等专业机构运营学校,将有限的公办学校资源和雄厚的公益资本结合,实现公益目标下的双赢。
      公益办学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要探索管理创新。"可以参考国外办学模式,引入学校董事会,聘请专家型校长,提高办校的决策自主性,摆脱以往的资金、政策束缚。将有限的公办学校资源和雄厚的公益资本结合,实现公益目标下的双赢。"翟美卿表示,"让教育回归民间,探索用公益的力量实现'课改',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教育创新之路,尽早接轨国际化教学。"
      据翟美卿透露,香江集团将参照上述模式,在其教育产业试行公益办学,委托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为学校管理方,注资并组建校董会。届时,香江教育产业旗下11所学校将从民办学校转为基金会筹办的非营利性学校,学校实现的营收将全部用于反哺香江教育产业的整体提升,真正实现教育回归公益,践行"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企业宗旨。
      据悉,香江教育产业现有6所幼儿园、2所小学、3所中学,已形成完整的教育链条。幼儿园以双语、篮球等特色办学,广受好评;小学倡导道德素质教育,开创教学新模式;中学和广州市百年名校育才中学合作,连年中考荣获增城第一;设AP美式高中,学生68%升入美国排名前50大学,100%升入全美前100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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